娱乐至死对于现代社会应该说是很有参考意义了。

作者从广为人知的 1984 与美丽新世界开篇。在这两者之中，我个人更喜欢美丽新世界，当然我说的不是那个意义上的喜欢。这里引用一下当初的书评。

1984 仅仅是恐怖，而美丽新世界已然是惊悚。如果 1984 还能以自由之名加以反抗，美丽新世界则令人感到荒诞、怀疑与无助。在稳定的幸福最大化的现实下，我甚至无法加以批驳。

它之所以给我带来如此的震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中的许多理念与我不谋而合。精英统治、社会化抚养、追求现世幸福、性的解放、生物科技的应用等等，然而这样的虚构却令人产生了深深的割裂与疑问。

在现行的社会架构下，我们有信心不至于让 1984 的现实广泛地到来。但面对美丽新世界的威胁，我们似乎束手无策。

作者用非常有趣的一句话加以概括：「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这是一种温和的压迫，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以「为了你的幸福」为名的制裁。它直击我们的人性，要反抗它，我们不得已向人生的意义发问，而这正是难以解决的究极难题。

Chapter 1 媒介即隐喻

在这里，作者提出了一个观点：「美国的商人们早在我们之前就已经发现，商品的质量和用途在展示商品的技巧面前似乎是无足轻重的。不论是亚当·斯密备加赞扬还是卡尔·马克思百般指责，资本主义原理中有一半都是无稽之谈。」

这是一种强调神话修辞的说法，对传统的价值观有所颠覆。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在现实中屡屡应验。无论是发烧耳机的声学骗局，还是客制化键盘的韭菜狂欢，炒鞋炒币元宇宙，宣传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先行于价值，依靠虚构与神话的新消费主义时代正在到来。

作者认为，媒介是对内容有着重要作用的。当竞选总统的演讲形式从广播变为电视，形象的重要性就取代了智慧。媒介推动新媒体的发展，从而推动内容形式的变化，公众话语也随之改变。

用平白的话语来说，这本书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这种转换从根本上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因为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媒介不可能传达同样的思想。随着印刷术影响的减退，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构成公共事务的领域都要改变其内容，并且用最适用于电视的表达方式去重新定义。

有趣的是，我们今天无疑经历着更加彻底、更加颠覆性的变化。社交媒体的风行，无疑已经对我们的整体信息架构进行了另一次的重塑，这种重塑应当还在进行中，并且同样值得许多思考与批判。无论如何，我们的时代与作者的写书的时代在本质上是具有许多类似之处的。「Software is eating the world」的论调似乎从不过时，只是主语频频更换。

马歇尔·麦克卢汉有言：「媒介即信息」，这是在强调媒介对信息本身的影响。

语言可以说是思想的媒介。

语言不愧为一种原始而不可或缺的媒介，它使我们成为人，保持人的特点，事实上还定义了人的含义。但这并不是说，除了语言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媒介，人们还能够同样方便地以同样的方式讲述同样的事情。我们对语言的了解使我们知道，语言结构的差异会导致所谓“世界观”的不同。人们怎样看待时间和空间，怎样理解事物和过程，都会受到语言中的语法特征的重要影响，所以，我们不敢斗胆宣称所有的人类大脑对于世界的理解是一致的。

然而，作者希望对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警句做一些细化。他认为，媒介即隐喻。信息是现实的，而隐喻是对信息的某种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会出现偏差与重创。此处，他引用了恩斯特·卡西尔的话：

随着人们象征性活动的进展，物质现实似乎在成比例地缩小。人们没有直面周遭的事物，而是在不断地和自己对话。他们把自己完全包裹在语言形式、艺术形象、神话象征或宗教仪式之中，以至于不借助人工媒介，他们就无法看见或了解任何东西。

我们越来越多地借助抽象的符号系统进行认知与思考，通过「会话」「媒介」来获取信息的隐喻。

「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它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却往往不为人所注意。」这里需要再次申明，媒介指的是信息传递的方式，例如通过富文本、通过广播、电视等等。而后文将提出对媒介定义更清晰的阐明。

我们认识到的自然、智力、人类动机或思想，并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而是它们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

Chapter 2 媒介即认识论

作者在此章中力图探讨媒体在我们的认识论中充当了什么角色。

他首先借用了共鸣的概念，「通过共鸣，某种特定语境中的某个特定说法获得了普遍意义。」而作者认为，「任何一种媒介都有共鸣，因为共鸣就是扩大的隐喻。不管一种媒介原来的语境是怎样的，它都有能力越过这个语境并延伸到新的未知的语境中。」

而表达方式会影响共鸣。

对于真理的认识是同表达方式密切相连的。真理不能，也从来没有毫无修饰地存在。它必须穿着某种合适的外衣出现，否则就可能得不到承认，这也正说明了“真理”是一种文化偏见。一种文化认为用某种象征形式表达的真理是最真实的，而另一种文化却可能认为这样的象征形式是琐碎无聊的。

因此，随着媒介的不同，认识论随之改变，真理也就不再相同。

“眼见为实”作为一条认识论的公理，从来都享有重要的地位，但“话说为实”“阅读为实”“计算为实”“推理为实”和“感觉为实”的重要性，随着文化中媒介的变化，也在跌宕起伏。随着一种文化从口头语言转向书面文字，再从印刷术转向电视，关于真理的看法也在不断改变。尼采说过，任何哲学都是某个阶段生活的哲学。我们还应该加一句，任何认识论都是某个媒介发展阶段的认识论。真理，和时间一样，是人通过他自己发明的交流技术同自己进行对话的产物。

作者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对电视持有否定态度，但同时不作完全的否定。

很显然，我的观点是，400年来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印刷术利大于弊。我们现代人对于智力的理解大多来自印刷文字，我们对于教育、知识、真理和信息的看法也一样。随着印刷术退至我们文化的边缘以及电视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公众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出现了危险的退步，这就是我希望说清楚的。但是，对于同种情形下可能出现的好处，我们也应该保持坦诚的态度。

Chapter 3 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

在本章中，作者简述了美国过去的印刷机统治年间的状况。

印刷随着殖民传入美国，并且成为了一种全民文化。

耶鲁大学校长蒂莫西·德怀特曾精辟地描写过当时美洲的情况：

几乎每一种类型、每一种题材的书都已经有人为我们写就。在这方面，我们是得天独厚的，因为我们和大英帝国的人说同一种语言，而且大多数时候能与他们和平相处。和他们之间的贸易关系长期为我们带来大量的书籍，艺术类、科学类以及文学类的书籍，这些书大大地满足了我们的需要。

这种情形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殖民地美洲没出现文化贵族。阅读从来没有被视为上等人的活动，印刷品广泛传播在各类人群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没有阶级之分的、生机勃勃的阅读文化。丹尼尔·布尔斯廷这样写道：“阅读蔚然成风。四处都是阅读的中心，因为压根儿就没有中心。每个人都能直接了解印刷品的内容，每个人都能说同一种语言。阅读是这个忙碌、流动、公开的社会的必然产物。”

从阅读的比例上看，这无疑是一个狂热阅读的时代。这似乎不难理解：在那个时代，阅读是除了切身体会之外少有的获取信息的途径。

接着从书籍过渡到了报纸。美国民众高度而广泛的文化普及率，令人印象深刻。如果真是如此，那么美国曾取得的辉煌就可以理解了。而今美国或许常常作为「文化荒漠」的形象出现，但其在娱乐文化的统治地位却难以动摇。

很显然，我并不是说印刷术只是影响了公众话语的形式。只有意识到形式决定内容的实质这一点，我的观点才会显示出其重要性。如果有读者认为我的这个观点过于“麦克卢汉化”，那么我可以引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段话：“如果印刷机存在，这世上是否还可能有《伊利亚特》？”他反问道：“有了印刷机，那些吟唱、传说和思考难道还能继续吗？这些史诗存在的必备条件难道不会消失吗？”马克思完全明白，印刷机不仅是一种机器，更是话语的一种结构，它排除或选择某些类型的内容，然后不可避免地选择某一类型的受众。他没有深入这个话题，但其他一些人毅然担起了这个任务。我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个，我要探索印刷机作为一种象征和认识论，是怎样使公众对话变得严肃而理性的，而今日的美国又是怎样远远背离这一切的。

如果说印刷机使人严肃，那么接下来的一切媒介都向着轻不断发展。便携性不断增加，信息更加形象具体，娱乐的比重日渐增大。碎片化的阅读向来遭人诟病，而推特治国的非严肃性使人汗颜。如果作者看到当今这个时代，或许会有更深刻的体会与思考吧。

Chapter 4 印刷机统治下的思想

虽然说是印刷机统治下的思想，但作者却以演讲为代表。演讲在我看来可能更像是口头语言的一种表现，但作者大概认为其演讲内容实质上根植于书面之中，是语言的一部分，因此仍然是印刷机统治下。

1854年10月16日，在伊利诺伊州的皮奥里亚，道格拉斯首先发言3个小时，按照约定，他发言之后应该是林肯做答复。当轮到林肯发言的时候，他提醒听众当时已是下午5点钟，他可能需要和道格拉斯一样长的时间，而且在他发言之后，按规定道格拉斯还要继续反驳。他建议听众们先回家吃饭，然后再精神饱满地回来继续聆听4个多小时的辩论。听众们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一切都照林肯的计划进行。

这是怎样的听众啊？这些能够津津有味地听完7个小时演讲的人是些什么样的人啊？我们顺便还应该提一下，林肯和道格拉斯都不是总统候选人，在他们进行辩论的时候，他们甚至还不是美国参议员候选人。但是他们的听众并不特别关心他们的政治级别，这些人把这样的场合作为政治教育的一部分，他们认为这是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且他们早已习惯这种极为耗时的演讲。当时的各种集市上常常有演讲的节目，大多数演讲者可以得到 3 个小时的时间来陈述观点，而且既然演讲者都不希望打无对手之仗，他们的反对者也会得到同样多的时间来反驳。

这在我甚至有些不可想象。几个小时的演讲能涵盖多少内容？领导几十分钟的发言足以让人昏昏欲睡，其内容也空洞乏味。如果这一切都是真实的，那么演讲者的底蕴之丰厚、听众的兴味之持久，都令人难以置信。他们的辩论的内容甚至被整理成一本书：Political debates between Hon. Abraham Lincoln and Hon. Stephen A. Douglas, in the celebrated campaign of 1858, in Illinois : including the preceding speeches of each, at Chicago, Springfield, etc. : also, the two great speeches of Mr. Lincoln in Ohio, in 1859, as carefully prepared by the reporters of each party, and published at the times of their delivery.

这长长的书名实在是真实啊……

我选择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作为本章的开头，不仅因为他们是19世纪中叶政治话语的杰出典范，同时也因为他们充分证明了印刷术控制话语性质的力量。那时的演讲者和听众都习惯于充满书卷气的演讲。在那种喧闹的社交场所，除了语言，演讲者无所奉献，听众无所期盼；而且，那种语言完全是书面语的风格。对于那些读过林肯和道格拉斯辩论的读者来说，这是不言而喻的。

接下来，作者力图论证印刷文字作为媒介的性质。印刷文字是「一种有语义的、可释义的、有逻辑命题的内容」，而且几乎总是具备某种意义。

如果要传达意义，内容自然就要严肃。作者在写下一个句子后总希望能说明一点儿东西，也希望读者能明白其中的意思。当作者和读者为句子的语义绞尽脑汁的时候，他们面对的其实是对智力最大的挑战。对于读者更是如此，因为作者并不是一直值得信任的。他们撒谎，他们陷入迷茫，他们过于笼统，他们滥用逻辑甚至常识。读者对此必须有备而来，用知识武装好自己。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读者往往是孤独地面对文本的。在阅读的时候，读者的反应是孤立的，他只能依靠自己的智力。面对印在纸上的句子，读者看见的是一些冷静的抽象符号，没有美感或归属感。所以，阅读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当然也是一项理性的活动。

这是对阅读本身的一种描述，我们不得不承认，阅读确实比较困难。语言、文字是人类的一大特长，这并非与生俱来，而要通过后天的不断训练所获取。孩童在年岁尚小时偏好的图画书，最终将被严肃的纯文字所取代。电视是三岁孩童都能轻易取乐于的，但书籍却令无数人敬而远之。

在印刷术统治下的文化中，公众话语往往是事实和观点明确而有序的组合，大众通常都有能力进行这样的话语活动。在这样的文化中，如果作者撒谎、自相矛盾、无法证明自己的观点或滥用逻辑，他就会犯错误。在这样的文化中，如果读者没有判断力，他也会犯错误；如果他对一切漠不关心，情况则会更糟。

但我们同样知道，文字也有其局限性，演讲往往富有煽动性，而大众常常是乌合之众。印刷时代的一切是否真的有这么美好？我不得不怀疑这是作者为了自己的观点而加上了一层美好的滤镜。

美国的报纸广告在某种程度上是印刷术统治下的思想日渐衰落的象征：以理性开始，以娱乐结束。

早期的广告是这样的：

在纽约长岛的牡蛎湾，有一个很好的漂洗作坊，可供出租或出售。此处亦可作为农场，有一间新造的砖石房屋，旁边有另一间房子可作厨房和作坊，有粮仓、马厩、果园和20亩空地。作坊可以单独出让或和农场一起出让。有意者可向纽约的印刷商威廉·布拉德福特询问详情。

很多人不幸因意外或其他原因失去了他们的门牙，不仅在外观上不够美观，公共场合和私下讲话也多有不便：特此告知所有这些人，他们可以安装假牙，效果保证和真牙一样好。有意者请联系波士顿戈德史密斯的保罗·里维尔，靠近克拉克医生码头的尽头。

然而，广告也逐渐向娱乐靠拢。

19世纪90年代，语境遭到了彻底摧毁，首先是因为插图和照片的大量侵入，后来是因为无主题语言的使用。例如，19世纪90年代的广告商开始在广告中运用口号。弗兰克·普雷斯布里认为现代广告的起源是这两句口号：“你按下按钮，剩下的我们来做”和“看见那头骆驼了吗？”。几乎在同时，广告短诗也开始被广为采用。1892年，宝洁公司向社会征集短诗，作为象牙牌香皂的广告。1896年，亨氏公司第一次采用了婴儿的照片：一个可爱的宝宝坐在宝宝椅里，面前摆着一碗麦片粥，手里拿着调羹，脸上露出惊喜的笑容。到19世纪和20世纪相交的时候，广告商们已不再期待顾客的理性选择。广告成为一种半是心理学半是美学的学问，理性思维只好移师其他领域了。

在印刷的时代，文字作为仅有的媒介。

为了理解铅字是怎样帮助早期美国人认识智力、真理和话语性质的，我们应该记住，18世纪和19世纪的阅读同今天的阅读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首先，如我前面提到的，铅字垄断着人们的注意力和智力，除了铅字以及口头表达的传统，人们没有其他了解公共信息的途径。公众人物被人熟悉，是因为他们的文字，而不是因为他们的外貌，甚至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演讲术。我们完全可以相信，美国的前15位总统如果走在街上，没有人会认出他们是谁。那个时期的著名律师、牧师和科学家也是如此。想到那些人就是想到他们的著作，他们的社会地位、观点和知识都是在印刷文字中得到体现的。如果想想那些近年来成为公众人物的总统、牧师、律师和科学家，你也许会意识到现在的情况有多么不同。想想尼克松或吉米·卡特，或比利·格雷厄姆，或爱因斯坦，首先进入你脑海的是一个图像、一张图片上的脸，或一张电视屏幕上的脸（对于爱因斯坦来说，则是一张照片上的脸）。而至于他们说过些什么，你可能一无所知。这就是思维方法在以文字为中心的文化和以图像为中心的文化中的不同体现。

这样的时代可真称得上是 “Good old days” 了。

对于印刷机统治美国人思想的那个时期，我给了它一个名称，叫“阐释年代”。阐释是一种思想的模式，一种学习的方法，一种表达的途径。所有成熟话语所拥有的特征，都被偏爱阐释的印刷术发扬光大：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超常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到了19世纪末期，由于某些我急于解释的原因，“阐释年代”开始逐渐逝去，另一个时代出现的早期迹象已经显现。这个新的时代就是“娱乐业时代”。

Chapter 5 躲猫猫的世界

从这里开始，我们将逐步离开美好的印刷机时代给我们带来的无限追忆，而开始对当今的「娱乐至死」的时代的详细阐述。

如果说互联网的富文本时代就是新的印刷机时代，那么短视频时代则是新的电视时代。

变化从电报的出现开始。电报消解了信息的语境，让信息与其原有的、在其中能具有意义的语境解藕，成为了时效性的、超越空间因而失去意义的消遣。

梭罗说过，电报使相关的东西变得无关。这些源源不断的信息与它们的受众之间很少或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这些信息并没有可以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和精神环境。柯勒律治关于“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的著名诗句，也许很能代表这个失去语境的信息环境：在信息的海洋里，却找不到一点儿有用的信息。缅因州的人和得克萨斯州的人可以交谈，但交谈的内容却是他们不了解或根本不关心的。电报可能已经使这个国家成为“一个社区”，但这个社区却是奇怪的，因为这里住着一群除了了解一些最表面的情况外彼此之间几乎一无所知的陌生人。

许多信息对我们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实际上」的作用。也就是说，它不再促成某种行动。早晨的新闻联播并不会决定我们接下来一天的行程，而更多时候仅仅为我们提供茶余饭后的谈资。

不管是在口头文化还是在印刷术文化中，信息的重要性都在于它可能促成某种行动。当然，在任何一种交流环境中，输入（人们得到的信息）总是多于输出（在所得到信息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的可能性）的。但是，由于电报的发明，再加上后来其他技术的发展，信息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变得抽象而疏远起来了。在人类历史上，人们第一次面对信息过剩的问题，这意味着与此同时，人们将面对丧失社会和政治活动能力的问题。

信息过剩在当今时代无疑更加严重，我们无力处理过剩的信息，或者任由信息洪流淹没，在其中沙海淘金。又或者封闭自己，营造一方纯净的天地，固步自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切过滤无效信息的尝试即使不是徒劳，也往往是不那么有效的。

问问自己下面这一系列的问题，你可能就会更明白上文的意思了：对于解决中东的冲突，你准备采取什么行动？对于解决通货膨胀、犯罪和失业问题，你有何高见？对于保护环境或降低核战争危险，你有什么计划？对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美国中央情报局、反歧视行动计划和伊朗巴哈伊派教徒遭受的残暴行径，你准备采取什么行动？我可以大胆地帮你回答：你什么也不打算做。当然，你可能会为某个自称有计划也有能力采取行动的人投上一票。但每两年或四年你才可能有一个小时来投票，这根本不足以表达你满脑子的想法。我们也许可以说，投票选举是逃避政治无能的表现。比投票选举更糟糕的是参加民意测验。民意测验的组织者通过一些呆板的问题得出你的意见，然后把你的意见淹没在相似的意见中，最后把这些意见变成——还能是什么呢？——另一则新闻。所以，我们就陷入了一个无能为力的怪圈：你心里有很多想法，但除了把这些想法提供给记者制造更多的新闻之外，你无能为力；然后，面对你制造的新闻，你还是无能为力。

某种意义上说，这似乎可以说是作为个体的政治主体的权力的消解。当信息的语境足够大，大到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任何行动都难以做出任何影响时，我们的行动便不会再发生。

在电报时代之前，“信息—行动比”基本是平衡的，所以大多数人都有一种能够控制他们生活中突发事件的感觉。人们了解的信息具有影响行动的价值。但在电报创造的信息世界里，人们失去了行动的能力，因为整个世界都变成了新闻存在的语境。所有的一切都事关每个人。我们第一次得到了不能回答我们任何问题的信息，而且对于这些信息，我们也不必做出任何回答。

电报的特征就是瞬时性，这意味着它缺乏沉淀，也意味着它不需要沉淀。这使得信息变得碎片化，杂乱无章，不成体系。这与当今的信息碎片化是一脉相承的。

但电报却要求我们烧毁它。电报如果被赋予永恒、持续或连贯的特征，就会失去其价值。电报只适合于传播转瞬即逝的信息，因为会有更多更新的信息很快取代它们。这些信息后浪推前浪地进出于人们的意识，不需要也不容你稍加思索。

电报引入了一种新的公众对话形式。

其语言是新闻标题的语言——耸人听闻、结构零散、没有特别的目标受众。新闻的形式类似口号，容易被记住，也容易被忘记。新闻的语言是完全不连贯的，一个消息和它前面或后面的另一则消息毫无关系。每个“标题”都是独立存在的。新闻的受众必须自己找出其中的含义，发布新闻的人没有义务这样做。

了解与理解从而脱钩，认识论的改变或悄然进行。「电报式话语不允许人们进行历史的回顾，也不鼓励深入的分析。对于电报来说，智力就是知道很多事情，而不是理解它们。」

接下来是摄影。摄影「不只是用来再现自然的一种工具……（它）赋予了自然再生的力量。」其同样带着一种形式的转变，其内容是具体的、非抽象的。它不是一种语言。

第一点区别是，摄影是一种只描述特例的语言，在摄影中，构成图像的语言是具体的。与字词和句子不同的是，摄影无法提供给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观点和概念，除非我们自己用语言把图像转换成观点。摄影本身无法再现无形的、遥远的、内在的和抽象的一切。它无法表现“人”，只能表现“一个人”；不能表现“树”，只能表现“一棵树”。我们无法拍出“整个大自然”的照片，也无法表现“整个海洋”，我们只能拍下某时某地的个别片断——某种光线下某种形状的悬崖，某个角度某个时刻的海浪。正如“整个大自然”和“整个海洋”无法被拍摄下来一样，在照片的词典里也无法找到可以表现“真理”“荣誉”“爱情”“谬误”这些抽象概念的词汇。

同样，与电报类似，照片也具有脱离语境的功能。「但对于照片来说，就不存在脱离语境这种事情，因为照片根本就不需要语境。事实上，照片的意义就在于能让形象脱离语境，从而使它们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于是进一步的割裂产生了。通过照片，这种不可辩驳的真实的对现实的再现。

照片具有能脱离现实和语境，并把很多没有逻辑、彼此无关的事件和东西堆积在一起的能力。像电报一样，照片把世界再现为一系列支离破碎的事件。在照片的世界里，没有开始，没有中间，也没有结束，就像电报一样。世界被割裂了，存在的只是现在，而不是任何一个故事的一部分。

当无用的信息堆积时，人们试图强行赋予无用的信息某种用处，以表彰他们为了摄取无用信息所作的努力。

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电报和照片成功地把新闻从有用的信息转变成没有语境的事实时，纵横字谜在美国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消遣。这种巧合说明现代技术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信息的态度：过去人们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而搜寻信息，现在是为了让无用的信息派上用场而制造问题。纵横字谜就是这样的一种伪语境，鸡尾酒会则是另一种“伪语境”，30年代和40年代的广播智力竞赛和现代的电视游戏比赛也是这一类东西，最典型的可能就是广受欢迎的“欢乐问答”。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伪语境”，都为“这些彼此没有关联的事实和我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而且答案是一致的：为什么不利用它们作为消遣、娱乐，或在游戏中找点儿乐？在《图像》一书中，布尔斯廷认为图像革命的主要产物是“伪事件”，即蓄意安排用于被报道的事件，比如记者招待会之类。我这里想说的是，源于电报和摄影术的一个更重要的产物也许是伪语境。伪语境的作用是为了让脱离生活、毫无关联的信息获得一种表面的用处。但伪语境所能提供的不是行动，或解决问题的方法，或变化。这种信息剩下的唯一用处和我们的生活也没有真正的联系。当然，这唯一的用处就是它的娱乐功能。伪语境是丧失活力之后的文化的最后避难所。

娱乐至死的时代到来了。

所有这些电子技术的合力迎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躲躲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突然进入你的视线，然后又很快消失。这是一个没有连续性、没有意义的世界，一个不要求我们也不允许我们做任何事的世界，一个像孩子们玩的躲躲猫游戏那样完全独立闭塞的世界。但和躲躲猫一样，也是其乐无穷的。

而这种新时代的媒体的最有力的表现形式，就是电视。电视创造了一个几乎完全独立于现实的语境，为电报和摄影术提供了最有力的表现形式，从而成为了新认识论的指挥中心。

简单地说，电视是新认识论的指挥中心。没有什么人会因为年幼而被禁止看电视，没有什么人会因为贫穷而不得不舍弃电视，没有什么教育崇高得不受电视的影响。最重要的是，任何一个公众感兴趣的话题——政治、新闻、教育、宗教、科学和体育——都能在电视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所有这一切都证明，电视的倾向影响着公众对于所有话题的理解。

这个指挥中心曾经由电视承担，也曾经由电脑承担，如今似乎由手机承担，接下来可能由 VR 承担。越来越高效，越来越沉浸。

电子和图像革命所产生的最令人不安的后果是：电视呈现出来的世界在我们眼里已经不再是奇怪的，而是自然的。这种陌生感的丧失是我们适应能力的一种标志，而且我们的适应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的变化程度。我们的文化对于电视认识论的适应非常彻底，我们已经完全接受了电视对于真理、知识和现实的定义，无聊的东西在我们眼里充满了意义，语无伦次变得合情合理。如果我们中的某些人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模式，那么在我们看来，是这些人不合时宜、行为乖张，而绝不是这个时代有什么问题。

这与当下多么相似。

Chapter 6 娱乐业时代

「什么是电视？它允许怎样的对话存在？它鼓励怎样的智力倾向？它会产生怎样的文化？」

首先区分技术和媒介。技术和媒介的关系如大脑和思想，「一旦技术使用了某种特殊的象征符号，在某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或融入到了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它就会变成媒介。」

当然，和大脑一样，每种技术也有自己内在的偏向。在它的物质外壳下，它常常表现出要派何种用场的倾向。只有那些对技术的历史一无所知的人，才会相信技术是完全中立的。

每种技术都有自己的内在的偏向。例如印刷术被用作语言媒介，它当然也可以用于印刷图像，但这并不是它的主流用法。同样，电视可以当作灯、当作文字的显示屏、当作书架，甚至当作收音机，但电视在绝大部分时候都不会被这样使用。

同一种技术可能导向不同的媒介，比如在有的地方，电视因昂贵而被当作公共广播使用，这种媒介就与美国人家中日常娱乐使用的电视媒介区别开来。

当然，电视具有娱乐性这个事实实在太苍白了，绝对不会对文化造成任何威胁，也不值得我为此写一本书。……但我这里想要说的不是电视的娱乐性，而是电视把娱乐本身变成了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我们的电视使我们和这个世界保持着交流，但在这个过程中，电视一直保持着一成不变的笑脸。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在电视中，严肃的话题失去了它的重量，悲剧成了供人取乐的轻松形式，公共话题成为消遣，战争成了嘈杂的报道会。一切的信息失去了它本来的语境，而在娱乐的语境中被碾碎、重创。当特朗普在推特上大谈治国方针，当网友在知乎上戏论俄乌战争，我们知道，有一些本该存在并被珍视的东西消解了、娱乐化了。

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不管是什么内容，也不管采取什么视角，电视上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娱乐。正因为这样，所以即使是报道悲剧和残暴行径的新闻节目，在节目结束之前，播音员也会对观众说“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为什么要再见？照理说，几分钟的屠杀和灾难应该会让我们整整一个月难以入眠，但现在我们却接受了播音员的邀请，因为我们知道“新闻”是不必当真的，是说着玩的。

当事件发生的空间距离给我们提供了超然物外的底气，而娱乐性的氛围又给我们无所谓的态度，我们是如此的轻率，可以千里之外指点江山，可以无视现实的深刻与痛苦，按照我们的娱乐性的价值观肆意沉浸于一个又一个的虚幻中。

电视的独特的容量，让它可以成为大一统式的媒介。而如今，互联网可以说是又一次的大一统。

电影、唱片和广播（现在已经成为音乐行业的附属品）都以娱乐为目的，它们在改变美国话语风格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电视和它们不同，因为电视包容了话语的所有形式。没有人会为了了解政府的政策或最新的科学发现而去电影院，没有人会为了了解棒球赛的比分或天气情况或最近发生的谋杀案而去买唱片，没有人会为了听肥皂剧或总统演讲而打开收音机（如果他的手头还有一台电视机的话）。但是，任何人都可以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切，甚至更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电视对文化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冲击力。

于是，「娱乐不仅仅在电视上成为所有话语的象征，在电视下，这种象征仍然统治着一切。」媒介影响认识论，进而影响生活中的一切。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一点，那就是我们的文化已经开始采用一种新的方式处理事务，尤其是重要事务。随着娱乐业和非娱乐业的分界线变得越来越难划分，文化话语的性质也改变了。

「There’s No Business But Show Business.」

Chapter 7 好……现在

这一章的标题是什么意思呢？这是电视中用来衔接的话语。这是割裂的象征。

“好……现在”常被用于广播和电视的新闻节目，目的在于指出我们刚刚看到或听到的东西同我们将要看到或听到的东西毫无关系。这个表达方式让我们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这个由电子媒介勾画出来的世界里不存在秩序和意义，我们不必把它当回事。再残忍的谋杀，再具破坏力的地震，再严重的政治错误，只要新闻播音员说一声“好……现在”，一切就可以马上从我们的脑海中消失，更不要说是引人入胜的球赛比分或预告自然灾害的天气预报了。

当然，在电视的“今日新闻”中，我们可以看见“好……现在”这个话语模式以它最大胆也最让人尴尬的方式出现。在这里，我们看见的不仅是零散不全的新闻，而且是没有背景、没有结果、没有价值、没有任何严肃性的新闻，也就是说，新闻成了纯粹的娱乐。

这似乎有些言过其实，毕竟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有些连续节目会紧跟一个主题深入挖掘。

电视的核心是图像，而图像所关心的是吸引注意力。这样的批判是不是很令人熟悉？当我们在谈论耸人听闻的奇事趣闻时，当我们在谈论哗众取宠的短视频时，我们是否注意到，其实这已经是不知道多少年来的悠久传统？

事实上，电视新闻并不想提醒观众某条新闻有严肃的内涵，否则观众在新闻播完后必定还要继续思考，这样就会妨碍他们观看下一条新闻。其实，观众并没有什么机会分出几秒钟进行一些思考，因为电视屏幕上的图像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图像的力量足以压倒文字并使人的思考短路。作为一个电视制片人，你要通过图像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而这种娱乐性几乎是整个行业不可避免落入的圈套，甚至可以说是电视这个媒介所自带的特性。或者说，是大众传媒不可逃脱的陷阱。这样的事情，我们早已司空见惯。理想不敌商业，严肃不敌娱乐，生命之重不可避免的瓦解，这是「人民的选择」，这是「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

让罗伯特·麦克尼尔来证明电视新闻节目类似杂耍，是再合适不过了。《麦克尼尔—莱勒新闻时间》试图把印刷术的话语因素带入电视，并做出了可贵的努力。这个节目舍弃了视觉刺激，由对事件的详细报道和深度访谈构成（也只有5—10分钟）。该节目每次只报道少数几个事件，强调背景资料和完整性。但麦克尼尔因为拒绝娱乐业的模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按照电视节目的标准，他的观众少得可怜，节目只能在几个公立电视台播放，麦克尼尔和莱勒两人的工资总和估计也不过是丹·拉瑟或汤姆·布罗考的1/5。

情绪在娱乐中取代了观点，裹挟着民意。

电视通过创造出一种可以被称为“假信息”的种类改变了“得到消息”的含义。我这里所说的“假信息”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及克格勃的特工们所说的“假情报”，意思几乎完全一样。假信息并不意味着错误的信息，而是意味着使人产生误解的信息——没有依据、毫无关联、支离破碎或流于表面的信息——这些信息让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实，其实却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远。……电视新闻节目提供给观众的是娱乐而不是信息，这种情况的严重性不仅在于我们被剥夺了真实的信息，还在于我们正在逐渐失去判断什么是信息的能力。无知是可以补救的，但如果我们把无知当成知识，我们该怎么做呢？

在电视的世界中，语境被剥离，事件被割裂，因此许多印刷时代的逻辑不再适用。

简单地说，自相矛盾的存在需要具备一些条件，只有在一个前后连贯的语境中，观点和事件彼此相关，自相矛盾才能成立。如果语境消失了，或者被割裂了，那么自相矛盾也会随之消失。……一个段落和另一个段落，都应该是彼此相连、前后贯通的，都属于同一思想世界的一部分。这是印刷术话语的方式，印刷术是我“来自”的世界，他们都这么说。而他们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话语世界：电视中“好……现在”的世界。在他们的世界里，一切都是没有连贯性的。在这样一个被割裂的世界里，我们无法通过识别自相矛盾来检验正误，因为自相矛盾根本不存在。

在纽约市，WINS广播电台请求听众：“给我们22分钟，我们将给你整个世界。”他们说这句话时是诚恳的，听众们也不会把这个口号当作痴人说梦。

于是，我们将快速地进入到一个真正可以被称为“欢乐问答”的信息环境。这个被称为“欢乐问答”的游戏使琐碎的事实作为娱乐的源泉，我们的新闻也一样。历史已经证明，一个文化不会因为假信息和错误观点而灭亡，但历史从来没有证明过，一个自认为可以在22分钟内评价整个世界的文化还会有生存的能力。除非，新闻的价值取决于它能带来多少笑声。

整体上，作者的态度是非常悲观的。在他的笔下，电视时代的一切都如此浮夸、如此肤浅，为着官能的刺激、原始的欢乐而消解了一切价值与意义。生命不可承受之轻让人沉溺于娱乐中。

Chapter 8 走向伯利恒

伯利恒是耶稣降生地，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圣地。走向伯利恒，在这个章节中，作者着力于电视时代下宗教的表现。

第一个结论是，在电视上，宗教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被明白无误地表现为一种娱乐形式。在这里，宗教不再是具有历史感的深刻而神圣的人类活动，没有仪式，没有教义，没有传统，没有神学，更重要的是，没有精神的超脱。在这些节目中，传教士是头号人物，上帝只能充当配角。

第二个结论是，宗教之所以成为娱乐是由电视本身的倾向决定的，而不是因为这些所谓的电视传教士存在缺陷。确实，他们中的有些人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见解狭隘，还很偏执。他们自然无法和早期的福音传教士媲美，比如乔纳森·爱德华兹、乔治·怀特菲尔德和查尔斯·芬尼，个个都学识过人、精通神学，具有高超的表述能力。但是，在缺陷方面，今天的电视传教士和早期的福音传教士或今天只局限于教堂传教的神职人员们差别并不大。使这些电视传教士成为宗教体验的敌人的不是他们的弱点，而是他们赖以工作的媒介。

尽管我对宗教问题缺乏兴致，但通过这一个切口也能窥见媒介是如何异化内容本身的。

电视本身的几个特点以及它的周围环境，使得真正的宗教体验无法实现。

首先，我们无法神化电视节目播出的空间。任何传统的宗教仪式都要求，举行仪式的地方要具有某种程度的神圣性。……为了实现这个转换，一些行为规范是必须遵守的。例如，在这些地方不能吃东西或闲聊，必须戴上无檐便帽或在适当的时候跪下，按要求无声地静默。我们的行为要符合非世俗世界的规则。但在看电视宗教节目时，我们通常不会遵守这些规范。

还有一点，电视屏幕本身也有着很明显的现世主义倾向。屏幕上充满了世俗的记忆，电视广告和娱乐节目已经在这里深深扎根，要想把它改造成一个神圣的地方显然是很困难的。……屏幕本身就传递了娱乐不断的信息。不论是历史还是电视的现实情况，都证明反省或精神超脱是不适合电视屏幕的。电视屏幕希望你记住的是，它的图像是你娱乐的源泉。

电视让宗教传播缺乏恰当的空间氛围，而被迫处于电视所营造的语境下。同时，电视本身这一种语境就暗示了娱乐性。

电视是为了讨好客户而生的，是面向消费者的。它力图吸引消费者的注意，从而实现它的目的。

但是，电视只能给予观众他们想要的，电视是“客户友好”型的，要关掉它实在太容易了。只有在呈现动感的视觉形象时，电视才能对观众产生最大的吸引力。它不适合复杂的语言或苛刻的要求。

因此宗教被电视重塑为一种庸俗的世俗信仰，而丧失了精神性、超脱性，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如果我说基督教是一种苛刻而严肃的宗教，我相信我没有说错。但是，当它被表现得轻松愉快时，就变成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宗教。」通过媒介，内容本身发生了变形。

电视最大的长处是它让具体的形象进入我们的心里，而不是让抽象的概念留在我们脑海中。

因此，对抽象的概念的思考便不得不转化为对具体形象的认知，对无形的上帝的崇拜此时往往异化为对具体的、形象的传道者的狂热。同理，电视明星也作为凝结情感的具体形象。

但归根到底，不管人们对电视宗教有多少批评，有一个事实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电视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观众。这就验证了我前面引用过的比利·格雷厄姆和帕特·罗伯逊的话：广大民众需要它。汉娜·阿伦特对这句话做了我所知道的最好回答。她在反思了大众文化的产物后，写了这样一段话：

这种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状况可以被称为“大众文化”，它的倡导者既不是大众也不是艺人，而是那些试图用曾经是文化中真实可信的东西来娱乐大众的人，或是那些试图证明《哈姆雷特》和《窈窕淑女》一样有趣，一样具有教育意义的人。大众教育的危险在于它可能真的变成一种娱乐。有很多过去的伟大作家经过了几个世纪的销声匿迹，如今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但我们不知道，他们作品的娱乐版还能否留在人们心里。

这或许就是所谓的「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吧。精英文化，如我们所知，容易走向玻璃球游戏的极端，成为少数人的自娱自乐。但大众文化，同样面临着过度娱乐化、过度肤浅化的风险。

不仅仅是宗教成为了电视的内容，真正的危险在于，电视节目可能成为宗教的内容。也就是说，宗教被裹挟进入电视的语境中，成为了电视文化的一部分。

毫无疑问，宗教可以被改造成具有娱乐性的东西，问题是，通过这样的改造，我们是不是把这种“文化中真实可信的东西”毁灭了呢？宗教在运用了电视资源后日渐攀升的受欢迎程度，会不会让更多的传统宗教理念变成疯狂而琐屑的表演？我前面提到，奥康纳红衣主教为了得到观众欢心进行了令人尴尬的努力，某教区的神甫则尝试把摇滚音乐和传教结合起来。我还知道有一个犹太教的拉比非常郑重地向教会提议，邀请帕瓦罗蒂在赎罪日演唱悔罪祈祷曲，他相信这样一定会让教堂空前爆满。谁会怀疑这一点呢？但正如汉娜·阿伦特说的，这是一个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真正的危险不在于宗教已经成为电视节目的内容，而在于电视节目可能会成为宗教的内容。

Chapter 9 伸出你的手投上一票

政治，如同其他许许多多的领域一样，也不可避免地被电视文化所影响。

在埃德温·奥康纳关于波士顿党派政治的小说《最后的喝彩》中，弗兰克·斯凯芬顿希望通过政治机器的现实教导他年幼的侄子。他说，政治是美国拥有最多观众的体育比赛。1966年，罗纳德·里根用了一个不同的比喻，他说：“政治就像娱乐业一样。”

如果政治是体育比赛，那还算是保有了基本的公平公正。然而，另一个比喻更加令人不安。娱乐不要求事实，只要求表现。不要求深刻，只要求令人印象深刻。

娱乐业并不是不想超越平凡，但它的主要目的是取悦观众，它的主要策略是运用技巧。如果政治真的像娱乐业，那么它的目的就不是追求一目了然、公正诚实和超越平凡，而是要做到看上去像这样。这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这另一码事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广告”。在乔·麦金尼斯关于1968年尼克松竞选的著作《出卖总统》中，他对政治和广告做了很多评论。但他还没有穷尽政治和广告的关系，虽然出卖总统是一种令人震惊的卑劣行为，但这还只是大背景下的一个部分：在美国，电视广告已经成为政治话语最本质的象征。

广告是夸大的，几乎总是虚假的，不全面的，反逻辑的，诉诸情感的，而在电视时代，这让我们难辨真假。

在这里有一段精彩的关于广告的描写。

通过以最凝练的方式集中展示娱乐业的各种形式——音乐、戏剧、图像、幽默和名人——电视广告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自《资本论》发表以来最猛烈的攻击。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们都相信，买卖双方应该具有相当的成熟程度，了解足够的信息，然后理智地进行双方互惠的交易，这些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如果贪欲是资本主义机车的燃料，那么理性就应该是机车的司机。根据这个理论，市场中的竞争要求买者不仅要知道什么产品对他来说是好的，而且要知道什么是好的产品。如果卖方生产了没有价值的东西，那么根据市场的规律，他就应该败出。

显而易见，广告让我们失去了足够的信息。

从19世纪末开始，商业广告背离了语言陈述。到20世纪50年代，语言形式几乎从商业广告中消失了。通过用图像代替语言，图像广告使感染力成为消费者选择商品的依据，而不再是实践的检验。理性和广告早已背道而驰，我们几乎已经忘记它们之间曾经还存在着某种联系。今天，电视广告上的语言陈述既罕见又缺乏吸引力。广告商说的话是真是假并不重要，例如，麦当劳的广告里没有可验证的符合逻辑的观点，里面有的是俊男靓女买卖汉堡、享用汉堡的表演，以及他们因为自己的好运而表现出来的狂喜。没有人表达任何意见，只有观众自己从广告的表演中找到某种感觉。你可以喜欢也可以讨厌电视广告，但你无法否认它的威力。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电视广告的对象不是产品的品质，而是那些产品消费者的品质。电影明星、著名运动员、宁静的湖水、悠闲的垂钓、幽雅的晚餐、浪漫的插曲、快乐的家庭准备行装去乡间野餐——所有这些都丝毫没有提及要出售的产品，但是未来消费者的恐惧和梦想都尽在其中了。广告商需要知道的不是产品有什么好处，而是购买者有什么问题。于是，企业开支的重心从产品开发转向了市场调查。电视广告把企业从生产有价值的产品引向了设法使消费者感觉产品有价值，这意味着企业的业务已经成为一种伪疗法，消费者成了信赖心理表演疗法的病人。

而当广告介入政治时，政治形象取代了政治观点，娱乐取代了理性，政治便成了娱乐的附庸。

电视广告是塑造现代政治观点表达方式的重要工具，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政治竞选逐渐采用了电视广告的形式，关于这一点，我觉得没有必要说得太多。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表示了担忧。……在美国，任何慎重的竞选者都应该聘请形象设计师为他设计一个能够深入人心的形象，对于这一点，我不想老生常谈了。

电视广告坚持采用最简短的方式，甚至可以说是转瞬即逝的方式。60秒的广告已属冗长，30秒的广告略显烦琐，15—20秒的广告才算正好。……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快速解决的。……电视广告具有栩栩如生的图像，通过这些图像，我们可以轻松地学会广告想要教给我们的东西。广告想要教给我们的东西很多，比如短小简单的信息优于冗长复杂的信息，表演优于说理，得到解决方法优于面对问题。这些观点自然要影响我们看待政治话语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们会把电视广告中传递或强化的一些涉及政治的观点视为常理。例如，一个已经看过百万条广告的观众可能会认为，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可以或应该通过简单的方式得到快速的解决；复杂的语言无法让人信任，戏剧的表达方式适用于所有问题；争论让人反胃，而且只能让人心生疑惑。这样的观众也许还认为，没有必要在政治和其他社会生活形式之间划定一条界线。电视广告可以用运动员、演员、音乐家、小说家、科学家或伯爵夫人为他们根本不了解的产品代言，电视广告也让政治家们得以摆脱自己有限的一点儿专业知识。政治人物可以随时随地地做任何事而不会让人觉得行为古怪、狂妄自大或不合时宜。他们已经作为公众名人深深地融入了电视文化之中。

在语境消泯后，历史似乎也成为了虚无。如果用一个我们今天的表述，那就是——「互联网没有记忆」。

特伦斯·莫兰认为，在一个本身结构就是偏向图像和片断的媒介里，我们注定要丧失历史的视角。他说，没有了连续性和语境，“零星破碎的信息无法汇集成一个连贯而充满智慧的整体”。我们不是拒绝记忆，我们也没有认为历史不值得记忆，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已经被改造得不会记忆了。如果记忆不仅仅是怀旧，那么语境就应该成为记忆的基本条件——理论、洞察力、比喻——某种可以组织和明辨事实的东西。但是，图像和瞬间即逝的新闻无法提供给我们语境。镜子只能照出你今天穿什么衣服，它无法告诉我们昨天的情况。因为有了电视，我们便纵身跃入了一个与过去毫无关联的现时世界。亨利·福特说：“历史是一派胡言。”亨利·福特能这么说，他对印刷术的态度应该算是乐观的。对他的这番高论，电源插头的回答是：“历史根本不存在。”

遗忘成为我们的习惯，因为新鲜的信息是那么的多、那么令人充盈，以至于我们根本无暇了解历史。通过一种温和的方式，我们同样消解了历史。不需要奥威尔式的铁血镇压，只需要娱乐、狂欢。我曾经见过这么一种说法：

最大的宣传成功并不是将历史事件从集体记忆中 “抹去”，而是它成功导致大多数年轻人已经失去了好奇心。

我也有过这样的感叹：

看起来，所有信息都唾手可得。但实际上，有价值的信息埋没在垃圾信息中，发掘有效信息的代价反而上升了。

面对信息过载，我们难以逃避。

自由不是靠关掉电视实现的。电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生活中最有吸引力的东西。我们生活在一个绝大多数人不会关掉电视的世界里。如果我们不直接从电视得到某种信息，也会通过其他人得到它。

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由电视的经济和象征结构造成的。那些经营电视的人从来没有限制我们获得信息，而是不断扩大我们获得信息的途径。我们的文化部是赫胥黎式的，而不是奥威尔式的，它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不断地看电视，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使信息简单化的一种媒介，它使信息变得没有内容、没有历史、没有语境，也就是说，信息被包装成为娱乐。在美国，我们从来没有缺少过娱乐自己的机会。

可以说，娱乐是让审查变得没有意义的一个强力的统治工具。作者这样表述：

各种各样的专制者们都深谙通过提供给民众娱乐来安抚民心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认为民众会忽视那些不能带给他们娱乐的东西，所以他们还是常常要依靠审查制度，而且现在还在这样做。专制者们认为民众清楚地知道严肃话语和娱乐之间的差别，并且会在意这种差别，因而审查制度就是他们对付某些严肃话语的方法。现在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了，所有的政治话语都采用了娱乐的形式，审查制度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那些过去的国王、沙皇和元首如果知道了这一点，会感到多么高兴啊。

不得不说，这是存在着一定道理的。当精英们为了所谓的意义声嘶力竭地呼喊着、号召着群众，而沉溺于娱乐的乌合之众，仅仅茫然地注视着他们，评论道：「这一点也不好笑。」可以想象，那些呐喊者的心中会升起怎样的一种绝望感、无力感。

胜利不再依靠坚船利炮，现在的胜利依靠鸦片与大麻。

Chapter 10 教学是一种娱乐活动

在这一章节中，作者又开始探讨电视对教育的改变。

感觉没什么重要的，不写了。有那么一段话比较有意思，摘抄一下：

你不能有前提条件
每一个电视节目都应该是完整独立的，观众在观看节目的时候不需要具备其他知识。我们不能说学习是循序渐进的，也不能强调知识的积累需要一定的基础。电视学习者应该可以自由地选择何时开始学习而不会受到歧视。因此，你从来没有看见或听见哪个电视节目开头的时候会警告观众：如果你没有看过前面的节目，你就无法看懂眼前这个节目。电视是不分等级的课程，它不会在任何时候因为任何原因拒绝观众。换句话说，电视通过摒弃教育中的顺序和连贯性而彻底否定了它们和思想之间存在任何关系。

你不能令人困惑
在电视教学中，让观众心生困惑就意味着低收视率。遇到难题的学习者必然要转向其他频道。这就要求电视节目中不能有任何需要记忆、学习、运用甚至忍受的东西，也就是说，任何信息、故事或观点都要以最易懂的方式出现，因为对于电视来说，最重要的是学习者的满意程度，而不是学习者的成长。

你应像躲避瘟神一样避开阐述
在电视教学的所有敌人中，包括连续性和让人困惑的难题，没有哪一个比阐述更可怕。争论、假设、讨论、说理、辩驳或其他任何用于演说的传统方法，都会让电视变成广播，或者更糟糕，变成三流的印刷材料。所以，电视教学常常采用讲故事的形式，通过动感的图像伴以音乐来进行。这也是《星际迷航》《宇宙》《芝麻街》和各种电视广告的特点，如果没有可视性和戏剧背景，任何电视教学都不可能实现。

Chapter 11 赫胥黎的警告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闪念笔记

娱乐至死的主要内容对我们现代社会具有不可否认的启示意义。然而在完成了通篇阅读后，我们不得不发问：媒介，是否真的有这样的力量？

我本人是一个科技爱好者，这也意味着我对新的媒介本身持有的往往是期待、赞许的态度。在电子书与传统纸质书之间，我会于情感上倾向于前者。在 RSS 聚合信息与传统报纸（现在大概已经很少了）之间，我也会倾向于前者。当然，我也有不熟悉的内容形式，比如 Twitter、朋友圈式的短文，比如短视频。

让我们再次回忆作者给媒介的定义吧，在本书的第六章娱乐业时代中，作者写下：

这些都是本书后面要讨论的问题。为了能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这里先要区分一下技术和媒介的概念。我们也许会说，技术和媒介的关系就像大脑和思想一样。大脑和技术都是物质装置，思想和媒介都是使物质装置派上用场的东西。一旦技术使用了某种特殊的象征符号，在某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或融入到了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它就会变成媒介。换句话说，一种技术只是一台机器，媒介是这台机器创造的社会和文化环境。

也就是说，媒介是一种技术所创造的社会和文化环境。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我们常常看到同一种技术可以创造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同样是互联网，我们可以有去中心化的 BBS 时代的如今中心化的大平台时代，而这两种社会文化环境无疑是迥异的。短视频与微信公众号的文章是否算是一种媒介呢？它们同样由手机这一种技术所创造。

我认为应当加以区分，以内容形式的不同来区分媒介。电视的播放的是视频，但它与短视频无疑是不同的两种媒介。电子报纸与 Twitter 上的推文也有着本质性的差异。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对技术和媒介加以区分。**技术是媒介抽离文化意义后的躯壳。**比如说，一个推文是一则有着 140 的字数限制的短文，Twitter 的技术就是允许人们发送这样短小的推文，允许人们互相关注、转发等等。而在此基础上，加上 Twitter 独特的文化，就形成了 Twitter 这一种媒介，或者说相类似的内容形式(比如微博)与其一起形成了一种媒介。

**在这个意义上，媒介已经不仅仅是传播方式本身，而附加上了其所造成的结果。**换句话说，媒介已然拥有了文化内涵。当我们说 Twitter 这一种媒介时，我们已经指向了其短小形式所带来的浮夸、肤浅等等文化结果。这样的文化结果不一定是 Twitter 的形式所必然导向的，但是推文的形式有导向这样结果的倾向。

当然，和大脑一样，每种技术也有自己内在的偏向。在它的物质外壳下，它常常表现出要派何种用场的倾向。只有那些对技术的历史一无所知的人，才会相信技术是完全中立的。……每种技术都有自己的议程，都是等待被揭示的一种隐喻。例如，印刷术就有明确的倾向，即要被用作语言媒介。……

电视技术也有自己的倾向。我们可以把电视当作灯、当作文字的显示屏、当作书架，甚至当作收音机，但至少在美国，电视机没有也不会被派上这些用场。所以，要回答“什么是电视”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白，当我们谈论电视的时候，我们不是指一种技术，而是指一种媒介。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虽然制造电视的技术和美国是一样的，但在那些地方，电视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媒介。在我所指的那些地方，大多数人还没有电视机，拥有电视机的人也只有一台，他们只有一个电视台，他们没有全天24小时播放的电视节目，大多数节目都以推进政府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为首要目的。在那些地方，人们不知电视广告为何物，电视上的主要画面就是一些“说话的人头”，电视的用途和收音机相差无几。由于上述这种种原因，那些地方的电视不可能拥有像在美国一样的意义或威力。也就是说，由于使用方法不同，某种技术可能无法充分发挥其潜能或者只能产生最低限度的社会效应。

但是倾向也仅仅是倾向，实现倾向还需要其他的原因。接下来我的问题是，既然媒介并非原因，或者说至少不是根本原因，而是某种程度上的结果，那么我们是否应当转而批判形成媒介的原因呢？

比如说，当我们看到，电视在美国大行其道、娱乐至死，而在某些地区却成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媒介，「用途和收音机相差无几」，那么我们难道不应该追问，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当然，作者加以解释：

但是，美国的情况就大大不同了。在民主制度和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中，电视找到了作为一种技术可以充分发挥潜能的肥沃土地。其中一个结果就是，美国的电视节目在全世界供不应求。美国电视节目的出口量大约为10万—20万小时，平均分布在拉丁美洲、亚洲和欧洲。在过去若干年中，像《荒野大镖客》《波纳扎》《碟中谍》《星际迷航》《神探酷杰克》《达拉斯》和《豪门恩怨》这样的节目在英国、日本、以色列和挪威受到欢迎的程度，绝不亚于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我听说（但没有得到证实）几年前，拉普人为了看《达拉斯》中到底是谁杀了J.R.，竟然推迟了他们每年一次的大迁移。而与此同时，美国的道德和政治威信在全世界范围内大大下降了。美国的电视节目之所以供不应求，并不是因为人们热爱美国，而是因为人们热爱美国的电视。

要想弄清个中原因，其实并不困难。在看美国电视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想到萧伯纳第一次看见百老汇和四十二大街上夜间闪烁的霓虹灯时发表的精彩评论。他说，如果你不识字，这些灯光无疑是美丽的。美国的电视确实是美丽的奇观，是难得的视觉愉悦，每天你都能看见成千上万个图像。电视上每个镜头的平均时间是3.5秒，所以我们的眼睛根本没有时间休息，屏幕一直有新的东西可看。而且，电视展示给观众的主题虽多，却不需要我们动一点儿脑筋，看电视的目的只是情感上得到满足。就连很多人都讨厌的电视广告也是精心制作的，悦目的图像常常伴随着令人兴奋的音乐。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世界上最美的照片是出现在电视广告里。换句话说，美国电视全心全意致力于为观众提供娱乐。

这里，电视为什么能发挥其所谓的「潜能」呢？「民主制度和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为其提供了土壤。如果我们顺着这个思路继续深入，是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的逐利导致讨好、取悦人的内容大行其道，从而才使电视这种技术最终表现为娱乐性的电视这种媒介呢？电视的镜头时间短、电视的图像绚丽、追求感官刺激，是否就是讨好大众的结果？娱乐至死究竟是电视造成的，还是说电视是娱乐至死的一部分表现？

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一旦技术使用了某种特殊的象征符号，在某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或融入到了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它就会变成媒介。」
那么「特殊的社会环境」，是否才是娱乐至死的真凶呢？

到了这里，我们才真正向作者问出了那个重要的问题。用现象描述现象，或者用结果来描述另外的结果，虽说并非毫无意义，但总是不够透彻的。很可惜作者没有对这个问题加以探讨。

我们可以对电视与印刷术的不同稍作回顾：

电报
- 超越空间。
  - 化解了语境，「使相关的东西变得无关」，让人们得到了许多毫无意义的信息。
    - 遥远的信息无法促成行动，使人们丧失对信息做出反应、行动的能力。
- 强调时效性，信息碎片化，难以形成完整的论述框架、逻辑链。
摄影术
- 形象取代了抽象概念。
  - 以个例取代了总体概念，让人们难以抽象思考。
- 脱离现实和语境，并把很多没有逻辑、彼此无关的事件和东西堆积在一起。

作者反复强调的无非就是两点，「语境的消解」与「抽象概念的丧失」。前者是任何超距信息传递方式所不可避免的，而后者则是非语言的内容形式所导致的。

如果要我评判的话，我会认为前一个更加重要。语境的消解应当说是非同寻常的，因为在此之前，人们的一切信息几乎都是饱含语境的。一本书中的内容有着书籍本身的前后文的语境，人们说话的内容有着当地的语境，而且谈话者本身也赋予了一种语境。而电报、新闻，往往报道事实而不掺杂观点（也许是为了时效性），但远方的单纯事实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对我们都是无用的。这种信息去语境化、碎片化的趋势依然在继续，许多奇闻逸事、猎奇娱乐的新闻就是这一类的。

抽象概念的丧失，这一方面我倒觉得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事件。语言能力是人区分于其它动物的重要能力，而语言赋予人抽象思维。当我们观赏名画、雕塑时，我们同样在欣赏形象。而视频的形式并不一定导致形象占据主导地位。毕竟视频还有声音，视觉与听觉相结合，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信息输入基本上是一致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我们上网课时，我们难道没有进行抽象思考吗？

因此，视频的内容形式并不一定导致形象的主导，电视在这方面可能是无罪的。

这部分主要是从技术层面探讨电视，由此可以看出电视本身并不导向所谓的电视文化，当然这里没有考虑早期电视的一些技术上的限制，比如说频道有限需要尽可能受众广阔进而讨好观众等等。

写到这里，我们也许会有这样一个想法：没有电视，娱乐的时代同样会来临。想想现在的网文，这与印刷术同根同源的基于语言的媒介难道逃离了娱乐的范畴吗？电视从一种或许有倾向性的技术成长为娱乐至死的媒介的原因，或许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当然，我们观察到电视这么一个媒介，又看到一切内容如何被这个媒介所扭曲，同样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但我们需要意识到：当初的媒介是匮乏的。书，电视，这二者也许就是人们的两个主要媒介，或许还有广播等等。这使得电视在媒介方面形成了垄断，从而放大了其影响。而互联网时代，我们有搜索引擎、论坛、聊天软件、视频网站(bilibili、youtube)、社交媒体(twitter facebook weibo)、短视频……每个媒介自有其特性，而这些所有媒介都表现出的共性，也许就是我们时代的特性。从这个方面来理解娱乐在我们的时代中的意义，大概更好一些。

作者最后希望通过教育，指导人们如何正确使用媒介。是啊，教育，一切最后都落到了教育的头上……